最高人民法院要求：司法绝不能背离人之常情、世之常理

来源：人民法院报、新华社等

    最高法提出，要将法律的专业判断与民众的朴素认知融合起来，以严谨的法理彰显司法的理性，以公认的情理展示司法的良知，兼顾天理、国法与人情。要坚持具体案件具体分析，把抽象的法律公正地适用到每一个案件中去，实现个案公正与类案公正、法律公正与社会公正的统一，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切实感受到公平正义。

    在办案中善于探究刑法基本精神，切实尊重常识常理常情，准确把握宽严相济政策，才有可能使作出的裁判驶抵“天理国法人情”交融平衡的理想彼岸，真正实现“三个效果”有机统一。

    人民群众往往将是否符合“天理国法人情”视为司法人员裁断案件纠纷应当遵从的守则古训。要在每一个刑事案件中让人民群众感受到公平正义，审判人员唯有坚定地站在人民的立场上，在办案中善于探究刑法基本精神，切实尊重常识常理常情，准确把握宽严相济政策，才有可能使作出的裁判驶抵“天理国法人情”交融平衡的理想彼岸，真正实现“三个效果”有机统一。

    在刑事案件事实与刑法规范之间的穿梭往返中，根据犯罪构成去对接具体规定只是起点而远非终点，尤其当罪与非罪、此罪彼罪界限模糊时，更需要以惩恶扬善、尊重人权、审慎谦抑等刑法精神作为标尺进行权衡与取舍，才能遴选出“法理情”融合度最好的适用方案。应注重把握好“三个判断”：判断是否符合立法目的。立法目的是制定法律的“初心”，如果适用具体规定后的结论与之相悖，判决不可能是公正的。如“惩罚犯罪、保护人民”是刑法宗旨，设置正当防卫制度的目的也在于鼓励公民与不法侵害作坚决斗争，办理具有防卫情形的案件，就需要准确把握上述立法旨趣，将司法专业判断与弘扬正义的刑法价值取向结合起来，设身处地为防卫人考量，准确判断处理防卫人因恐慌、激愤而超过防卫限度等情况。判断是否符合基本原则。罪刑法定、罪责刑相适应等刑法基本原则是现代刑事法治精神的基石。比如此罪彼罪区分问题，不仅应当对犯罪构成进行辨析，也需将危害行为与各罪所配置刑罚的匹配性进行比较，如处理用轻微暴力强行索取小额财物案件，就需要权衡被告人主观恶性、行为危害性和后果严重性的具体程度，以确定是适用抢劫罪还是寻衅滋事罪更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，并且更接近于人民群众对裁判结果的预期。判断是否符合总则规定。

    某一危害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和判处刑罚，需要同时适用总则和分则的规定才能予以确定。比如刑法分则规定醉酒驾驶机动车的，处拘役，并处罚金。如果孤立地适用该规定，会得出醉驾就要判刑的结论。而刑法总则规定，“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，不认为是犯罪”，“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，可以免予刑事处罚”。因此审理醉驾案件，不仅需要审查被告人是否醉酒，还应当综合考虑醉酒具体程度、驾驶车辆类型、行车速度和是否造成实际损害等情形，才能确定是否认定构成犯罪以及是否需要判处刑罚。

    认定案件事实应当坚持尊重常识常理常情。司法人员对法律的判断胜于普通民众，但对案件事实情节的认识则不必然。贝卡利亚在《论犯罪与刑罚》中指出，对于刑事案件，非学者的人们依据常识作出的判断，常常比学者们依据法理推导出的结论更正确。近年来得到社会关注的案件，纯属法律学术争议性质的并不多，多数是由于司法人员对案件事实情节作出的所谓专业认定，与人民群众根据人情事理、道德标准得出的认知出现明显偏离。反思症结所在，司法思维活动不能脱离现实生活、忽视社情民意，只有将尊重常识常理常情贯彻到对案件事实情节的发现、提取和适用过程中去，才能确保事实认定以及以此为基础的裁判结果的客观性、公正性和准确性。

    二是要尊重常理。常理是一般人所明晓的事理，是普遍的生活道理。刑事诉讼法规定，认定犯罪事实应当排除合理怀疑。合理怀疑首先应当是符合常理的怀疑，这就需要法官凭借知识积淀、人生阅历和社会经验进行判别。如某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，被告人在二十多年里利用业余时间从事工艺品买卖，其中卖给固定交易对象的600万元收入经查属实，其辩解零散出售还有200万元收入，但无法提供具体情况。从工艺品交易特点、被告人从事经营的年限和已查明的固定交易收入情况等作常理分析，存在200万元零散出售收入的可能性难以排除，判决最终没有认定为来源不明财产。

    三是要尊重常情。常情是指人民群众普遍具有的感情。法官须融入社会现实、能识“人间烟火”，熟谙人伦之情、道德风尚，并自觉运用于办案实践，使司法具有温度且能为人民群众所感知。如某单位有两名飞行员在休假期间相约给去世的同事扫墓，之后在饮酒时，其中一人因琐事朝另一人的头部击打一拳致其倒地，经抢救无效死亡。判断被告人构成故意伤害罪还是过失致人死亡罪，在从法律上作客观评定的同时，也要将心比心、换位思考，两名飞行员关系要好并无矛盾，祭奠同事后心情沉重，借酒消愁反而进一步诱发被告人过激情绪，被害人被打倒在地后被告人立即将其送医救治，认定被告人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，显然更合乎情理，更能为人民群众的朴素情感所接受。 

    裁量刑罚轻重应当坚持宽严相济审时度势。决刑之轻重，是刑事裁判的最后环节。相对于复杂抽象的定罪理论，对被告人判不判刑、判什么刑，人民群众一目了然，便于根据自身的正义观念、是非标准直接作出评价。要实现量刑公正而不偏离人民群众的认知，法官应当准确把握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，综合考虑时代发展主题、经济社会形势和犯罪总体态势等因素，相应地调整罪与罚的运用策略，做到因时而异、因罪而宜。如军事法院作为国家设立在军队的审判机关，应当服从服务于军队建设大局，审判刑事案件必须突出惩治严重危害部队建设犯罪这个重点，充分体现军法从严、绝不手软，应判处重刑的坚决依法判处；而对于在演习训练、抢险救灾过程中发生的武器装备肇事等案件，则需充分考虑演训难度等客观因素，可判轻刑的判处轻刑，可不监禁的尽量适用缓刑，及时向部队官兵传递宽宥过失犯罪、鼓励精武强能的明确信号。

    另外，量刑均衡是量刑公正的题中之义，量刑公正不仅要落实在个案中，还应体现在处理同一时期、同一类型案件的量刑应实现基本均衡，这样有利于人民群众感受到司法裁判的公平公正性、权威性和严肃性，也有利于此后同类案件的被告人形成正确的刑罚预期，促进服判息诉。